滴兒all:
上次羿如學姐在讀書會中,引領我們去思考,為什麼呈現研究者的視框或脈絡,或者描述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係,在今日的學術場域裡,如此地重要,甚至被無限上綱。
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ppt資料,是整理Thomas Schwandt的一篇文章“Three Epistemelogical Stances for Qualitative Inquiry: Interpretivism, Hermeneutics, and Social Constructionism ”,我還沒讀過這篇文章,不過在裡頭的整理中,第29頁以後,說明「強建構論」的觀點,並且第30頁有些東西,似乎跟我們的讀書會有關,也跟羿如學姐的提問有關,只是目前我還串不起來,想求教於大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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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strong”constructioniam
–但是,在這樣的前提下,「強」社會建構論必然面對這樣的困境:從民族誌的角度看,已經不再有「精確地」(exactly)再現世界的可能!所剩下的是受到歷史和文化脈絡所制約的個人所書寫的「民族誌」。
–那麼有人會問:如果這樣的話,研究和書寫其他社會還有甚麼意義?持強建構論的民族誌學者(如Denzin)認為,這些民族誌還是有道德教益,能讓讀者更瞭解自己。問題是,如果脈絡之間是不可共通的,如何交流?如何宣稱具有普遍意義的「道德」意涵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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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湊巧的是啊,第六期的多元電子報裡頭,宏信學長跟千惠學姐,也有關於Schwandt這篇文章的討論ㄌㄟ~
這一切怎麼就這樣湊在一起,讓我覺得實在很湊巧,有點興奮的說。
我會去找這篇文章來讀,到時候再跟各位請教了^_^
于諄
ps.那個ppt的網址:http://www.mao52115.tcu.edu.tw/handout/qr/04_Three%20Epistemological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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